一、大窑文化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村南山坡上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制造场。当时，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石核、石片、石斧等３８７件石器，轰动了国内外考古学界。许多外国考古工作者闻讯相继前来考察。经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４年进一步发掘，又先后出土大量石器，主要有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石锤、石球等，其中尤以刮削器、钻具、尖状器等为多。经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裴文中和吕遵谔等先生鉴定，认为大窑石器制造场遗址年代为距今７０万年至１万年前，是一处石器制造场，是国内外罕见的旧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址，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依据石器类型，学者们将晚期定名为“大窑文化”。这个时期的石制品种类多样，其中龟背形刮削器独具特色，是该文化的典型石器。于１９７９年，被国家文化部正式命名为“大窑文化”。

“大窑文化”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古代石器制造场。这处遗址分布面积３００万平方米以上，而文化遗迹的实际面积达到１７０万平方米。考古学家经过研究认为，这处大窑文化遗址与举世闻名的中国周口店“北京人”同时共存，晚于云南元谋人和陕西蓝田人。

大窑石器制造场的发现，说明史前的大青山南麓生活着一群靠打制石器、狩猎、采集为生的古人类。而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这里是一处遗存极其丰富的原始社会文化遗址，它包括五个原始社会时期，即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期。在同一处地层保存有五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在国内外十分罕见。

“大窑文化”的确立，把内蒙古的历史提前到５０万年之前，为研究中国原始人类以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生活方式，以及逐步出现游牧生活等原始社会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科学资料。中国著名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专家裴文中、贾兰坡先生及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吕遵谔先生，都曾前往大窑考察，指导发掘研究工作。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北京周口店遗址是中华大地上人类活动的最早遗迹，而“大窑文化”的发现，说明在北方阴山之南，早在“北京人”之前就已经有原始人类活动，他们曾与“北京人”长期共存，共同呼唤着中华大地上文明的曙光。

乌兰察布市与呼和浩特的“大窑文化”遗址所在的保合少乡接壤，从地缘因素看至少是“大窑文化”的辐射区域。如果抛开现在的行政区划，这里的先民很有可能是“大窑文化”的创造者。后来的考古发现对此有了佐证。

在大窑石器制造场东的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境内的灰腾梁上，发现了两处石器制造厂：一处是火石沟石器制造场，位于十八台镇东北２．５公里处，北为东西向沟谷，隔沟与火石沟里村相望，东西为沟谷的延伸部分。在遗址地表采集遗物有石镞７件，每件都有明显的打击面点；另一处为福生庄坤兑沟石器制造场，位于福生庄村西南约２公里处一较短的山沟谷西侧的山丘上，顶部坡度较大，底部呈台地，北有大黑河，东、南均为山丘。文化层厚９０厘米，土色灰黄，出土了大量石器，有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石斧、石夯锤等，遗址地表也暴露了大量石片、石镞和石核等，石质坚硬，有乳白色、灰色、紫色等，石镞有明显的打击点，石片均为石镞打击层分成的碎片。

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境内的红格尔苏木，也发现了一处石器打造场。这三处旧石器打造场打制的石器与加工石器的方法都与大窑旧石器制造场相似，主要以各种形状的刮削器为主，其次为砍砸器、尖状器和石核等。

以上三处旧石器制造场距今约一万年。这说明一万年前，在今天的乌兰察布大地上就有人类生息繁衍。他们已懂得开采和制作经济生活所必需的工具——粗糙的打制石器。当时在这里生息繁衍的人类，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原始生活，由此拉开了乌兰察布地区人类文明的帷幕。

此外，还在乌兰察布市灰腾梁北的察右中旗和察右后旗境内，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细石器文化遗址。细石器是一种伴随着狩猎和游牧而产生的独特的生产、生活用具。

这都说明当时该地区生态环境较好，“草木茂盛，多禽兽”，气候适宜，原始居民已经开始发展畜牧业，并兼营渔猎经济。由此可知，生活在今乌兰察布的先民们，在长期从事狩猎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草原细石器文化，在七八千年前就奏响了原始游牧文明的序曲。

二、乌兰察布岩画

北魏时期，一位名叫郦道元的地理学家，在《水经注》中记载了他游历今内蒙古阴山，发现岩石上“有马鹿之迹”。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记载的“马鹿之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岩画”。

岩画既是古代先民在石头上或绘或刻而留下来的艺术作品，也是古代先民活动的记录，是一种文化现象。我国既是世界上岩画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发现岩画的国家。中国岩画是世界岩画宝库中的瑰丽篇章。

乌兰察布草原上分布着众多的岩画，被称为“乌兰察布岩画”，是中国北方草原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北方古代游牧民族的文化遗存，在我国岩画宝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构成北亚草原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史学家考证，乌兰察布境内的草原岩画，最早创作于一万年以前，最近的也有数百年的历史。这些草原岩画是先民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息繁衍的真实写照，也是社会进步、自然环境变迁的历史佐证。他们以古朴的手法，再现了乌兰察布先民们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原始思维、生命意识、风俗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岩画被誉为形象的史诗、不朽的艺术，尤其在文字未出现以前，人们靠刻绘岩画来记录事件、传播意识、传递信息或表达某些情感，所以说岩画是一种以图像代替文字的文献宝库，为我们探究蒙古族自然崇拜的习俗渊源提供了生动而形象的宝贵资料。

乌兰察布岩画分布于乌兰察布草原各地。东起四子王旗、察右后旗，西至乌拉特中旗西部，以四子王旗境内和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查干敖包苏木推喇嘛庙一带分布最为集中。

乌兰察布岩画，是游牧民族为中国和世界文明写下的辉煌篇章。从这些草原岩画中，我们感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自然崇拜的渊源及其文化的浓烈，看到了中国灿烂的历史文明中，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那光辉的一页。乌兰察布岩画不仅丰富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更是游牧民族贡献给中国和世界艺术宝库的一份珍贵礼品。它充分显示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

三、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

乌兰察布境内发现有石虎山后冈一期文化、仰韶文化王墓山类型、园子沟文化和老虎山文化等古人类遗址。其中环岱海遗址群和察右前旗庙子沟文化遗址２００１年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众多的考古发现证明，距今５０００年左右，在今天的乌兰察布地区不仅有了人类活动，而且他们创造了较先进的新石器文化，参与和见证了五千年华夏文明。

庙子沟文化遗址　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新风乡庙子沟，是目前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发掘面积最大、遗迹保存最完整、出土遗物最为丰富的遗址。庙子沟遗址于１９８５年１０月被发现，是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的聚落遗址，是距今约５５００年的原始村落遗址。经过考古工作者历时三年大规模考古发掘，一个历经沧桑、淹没于地下５０００多年的原始村落重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经发掘的村南遗址第一地点，约３万平方米，共揭露出房址５１座，灰坑、窖穴１３２个，墓葬４３座，出土及复原各类陶器７００余件，其他比较完整的石器、玉器、骨角器、蚌器和装饰品达千余件，反映了一种以原始锄耕农业为基础、渔猎经济占一定比重的经济形态。庙子沟遗址是相当仰韶文化晚期的聚落遗址，遗物经碳十四测定，约距今５５００多年。这里水土流失严重，遗迹多已暴露在地表，未见打破和叠压关系，遗迹建在生土上。遗物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代表了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地区相当仰韶文化晚期的原始文化。

从遗址出土的房子、窖穴的规模与分布以及出土物的放置情况和房址内出土人骨的性别、年龄比较分析来看，当时的居民很可能是以一两座房子和周围的窖穴组成一个生活单元，各自拥有一整套生产和生活用具。种种迹象表明，当时远离黄河流域的内蒙古高原地区的社会组织已跨入了以家庭为主体的对偶婚制下的氏族家庭阶段。

穿过时间的隧道，我们仿佛看到，曾经居住在环岱海遗址群、庙子沟文化遗址勤劳的先民，在原始村落的土地上开荒耕种：妇女们从清澈的湖中取水制陶、烧饭；孩子们戏耍于聚落的房屋之间；男子们则在茂密的丛林中捕杀野兽，荡舟于碧波荡漾的岱海和黄旗海捕捞鱼虾，创造出灿烂的远古文明。然而不知何时、知何种力量将这里的一切掩埋。也许是这里气候骤然变冷，不适宜耕种渔猎；也许是一场灾难，如瘟疫……他们的突然消失将成为一个永远的谜，留待世人去细细解读。然而，这种失落的文明却给我们留下了破解史前文明的弥足珍贵的信息。

这些分布在今天乌兰察布的史前时期的文化遗址，从时间年代来看，她们基本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和赤峰的红山文化同期；从地域来看，她们位于仰韶文化遗址以北，赤峰的红山文化遗址以南，处于二者的过渡和接续地带。考古研究表明，约五千年左右，居住在乌兰察布地区的先民们在这里创造了较先进的史前文明。这里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打开封尘了的乌兰察布史前文明，我们不难发现：她不仅深受中原黄河文化影响，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她属于北方草原文化序列，向我们展示着草原文化厚重的底蕴，为中华远古文明泼洒着丹青浓墨，印证着中华文明的多源。

老虎山文化遗址　老虎山遗址位于凉城县永兴镇北５公里处的老虎山南坡上。整个遗址呈簸箕状，外围是石头垒的城墙，北高南低，平均海拔１３００米以上，总面积约１３万平方米。老虎山遗址距今已有５０００多年的历史。１９８２年，内蒙古著名考古学家田广金开始组织发掘半地穴房址５７座、灰坑１７个、墓葬３座，并解剖了石围墙３处。出土了２００多件石、骨、陶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遗址中石头垒的城墙、祭祀台、规范的火塘，已用烧制的白灰敷壁，种种迹象表明，说明当时的凉城已迈入“中国文明”阶段，与同期其他文化地区相比，处于领先水平。

园子沟文化遗址　园子沟遗址位于凉城县岱海北岸，北依阴山支脉蛮汉山，南临岱海，距今已有５０００多年的历史。１９８７年，园子沟遗址被列为“全国考古新发现”，是内蒙古中南部现存的一处最大的新石器晚期遗址。１９８７、１９８８两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郭素新开始组织发掘，发掘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共挖掘窑洞式房屋２８座，半地穴式房屋４３座，出土了数百件珍贵的石制、陶制生产生活用具以及至仍清晰可见的石灰墙壁。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严文明教授考察后认为，如此数量之多、布局清晰的新石器时期人类居住窑洞遗址的发现，实属罕见，为研究我国北方地区文明和国家的起源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料。

四、古长城遗址

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连年不断，赵国北方的东胡势力逐渐强大，控制了赵、秦、燕三国边境地带。为了边境安全，赵国开始修筑长城。据《史记·赵世家》记载，公元前３０６年，赵肃侯“十七年围魏黄，不克。筑长城”。这条赵北界长城由河北省进入兴和县境，经察右前旗、卓资县，由旗下营镇进入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市（东西横贯今乌兰察布中部），并置云中郡（辖大青山以南平原地区）、雁门郡（辖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以南地区）、代郡（辖今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兴和县南部地区），开始对北部实行政治统治。

这段长城，大部地段遗址比较清晰，为夯土结构，基宽一般为３米，残高１米～１．５米，在察右前旗、卓资县少数地段有石筑墙垣。乌兰察布境内的赵长城以卓资县境内保存较好，长城残高１～２米，基宽１１米，夯筑痕迹明显，夯层厚１０～１２厘米，最完整处夯层有２５层。在赵长城的内侧，每隔一定距离就建筑１座小型供驻兵用的障城，这类障城紧依长城墙体而筑，平面呈方形，规模最小的东西长２３．５米，南北长１３米，最大的东西长１２０米，南北长１００米。

乌兰察布境内的赵长城，是我国境内最古老的一段长城，以后有许多朝代在它的基础上修筑、加固和延长。它不仅是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万里长城的母体部分。

赵长城　赵长城位于乌兰察布阴山以南地区。赵长城内，属战国时期赵国的势力范围，设置了云中、雁门、代三个郡，而阴山以北广大草原则是匈奴的游牧之地。赵国为了对付匈奴和邻国的侵扰，到赵武灵王时，“亦变俗胡服……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之塞”，修筑了一条东起代（今河北蔚县）、西至高阙（今巴盟乌拉特前旗两狼山口）的长城。这条赵北界长城由河北省进入兴和县境，经察右前旗、卓资县，由旗下营镇进入呼和浩特市，东西横贯乌兰察布中部。

燕长城　公元前３００年（周赧王十五年，燕昭王十二年），燕将秦开率兵北进，击败东胡，东胡北退千里。燕于其北境修筑长城以防东胡。燕长城分为南、北两段。北段长城西起今乌兰察布市化德县东，东抵今朝鲜半岛北部龙岗；南段长城自今乌兰察布市化德县东，经喀喇沁旗、宁城县、敖汉旗南部进入辽宁省北票县。南、北两段长城间距４０～５０公里。

秦长城　公元前２２１年后（始皇二十六年），开始修建连接秦、赵、燕的长城，号称修筑万里长城。秦长城从呼和浩特市境内的大青山进入今乌兰察布境内的辉腾锡勒西南麓折向东南，经卓资县南部山区、丰镇市北部、察右前旗南部，向东伸入河北省境内。此后，秦长城成为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疆界。

汉长城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１１９年），扩建修缮了长城。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的汉长城由河北省张家口地区进入兴和县高庙子、大同窑、张皋镇二台村，经察右前旗巴音塔拉、平地泉、呼和乌素口子村，向西进入卓资县麻地卜子、三道营、旗下营，然后入呼和浩特市境内。

公元前１１０年（元封元年），汉武帝出汉南长城，耀武于北方，曾北登单于台（今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

北魏长城　公元４２３年（宋少帝景平一年，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八年）二月，为防止柔然犯边，北魏始筑长城，由赤城至五原，２０００余里，置戍以备之。这条长城东起河北省赤城县，横贯今乌兰察布市南部，经鄂尔多斯东部，入包头市西。在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和察右中旗及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包头市达茂旗和固阳县，仍存有北魏长城遗址。

金长城（金界壕）　女真建立金王朝后，为了防御北方草原另一支兴起的游牧民族蒙古族的南进，修筑了一条东起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旗，西至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大青山北麓的长城。因长城内侧有墙，外侧有壕，又习惯称“金界壕”。

金长城在今乌兰察布境内有两条遗迹。干线由锡林浩特境内经河北省康保进入今乌兰察布境内的化德县土城乡，又西经商都县、察右后旗、四子王旗和达茂旗，折向西南从武川县西部进入大青山主峰消失。另一条是从蒙古国进入乌兰察布市境内的四子王旗，在四子王旗巴音补力格与干线长城相汇。一般为单墙单壕，个别重要地段为双墙双壕，残存的长城墙体基宽５米，残高１～４米不等。

明长城　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权后，为了防止“北元”的侵扰，修筑了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乌兰察布市境内的明长城主边位于内蒙古与山西省交界处，由东向西经兴和县、丰镇市、凉城县进入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继续向西。

１３９６年（明洪武二十九年），太祖朱元璋修筑今乌兰察布市丰镇、凉城境内的长城，俗称这条长城为“二道边”，也称次边。

１３９９年—１４０２年，明惠帝朱允炆建文时期，又修筑了今乌兰察布市境南与山西省交界处的主边长城。这条长城由东向西经兴和县、丰镇市、凉城县，进入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境内。以后又经明成祖朱棣时期的大规模修筑，形成了万里长城。

七道长城在乌兰察布市境内横穿而过。然而，长城再长再高再险，却也无法挡住中华民族大家庭那民族融合史诗般的步伐。

五、契丹女尸

１９８１年，在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固尔班乡豪欠营村湾子山，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片古墓群，属于辽代早期墓葬。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１２日，以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陆思贤为领队、乌兰察布盟文物站全体职工为队员的考古发掘队，对编号为六号的墓葬进行了发掘。他们惊讶地发现一具契丹女尸——被专家们称为“千年古墓睡美人”。

经过对契丹女尸测量和检查，其身长为１６０．９厘米，生前体重为５６至６１千克，脑容量为１３８３毫升，血型为Ｂ型。从契丹女尸口腔牙齿的检查情况看，契丹女尸的年龄应该在２５岁左右。契丹女尸既不同于新疆出土的木乃伊，靠异常干热的自然环境，使其烘干脱水后保存下来，也不同于马王堆古尸，靠密封和药物液体使其安然无恙。她既没有高温干燥的自然环境，也未经过人为的高度密封墓穴处理，而是落在一座简陋的、密封程度较差的石券穴里，躺在积满潮湿淤土的砖砌尸床上，度过了９００多年漫长岁月而肉体没有腐烂。契丹女尸的出土不但轰动了我国考古界、历史学界、民族学和人类学界，还轰动了中国的医学界。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也因此闻名中外。

契丹是中国古代史上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北方游牧民族，从公元４世纪后半叶见诸典籍记载，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至９１６年，耶律阿保机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契丹辽王朝政权，影响远播亚欧。

六、元代集宁路遗址

蒙元时期是中国疆域最大的时期，也是众多民族大统一的时期。四十多个大小公国、诸侯并入中华版图，为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和大融合、大发展开拓了无限广阔的前景。蒙元文化吸纳了欧亚大陆众多民族的优秀文化，有着显著的多元性和空前的繁荣。乌兰察布作为蒙元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

２００３年，集（宁）老（爷庙）高速公路的路基赫然横亘在黄旗海平原腹地，昔日的宁静被打破，许多年来一直无人问津的集宁路古城，骤然进入人们的视线。这座房址、作坊、市肆、道路清晰，瓷砾、瓮皿、骨石器、灶炕、骸骨遍布的古城池，显露出昔日的喧嚣和迷离莫测，一度不为人所尽知的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促使人们去揭秘考证挖掘。

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２００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遗址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巴音塔拉乡土城子村，北靠１１０国道，南临黄旗海，西距乌兰察布市府所在地集宁区２５公里。古城建于金章宗明昌三年（１１９２年），原系金代集宁县，为西京路大同府抚州属邑，是蒙古草原与河北、山西等地进行商贸交易的市场。元代初年，升为集宁路，属中书省管辖，下辖集宁一县。

在元代，集宁路是当时北方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是中国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地带。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浓厚的商贸气息，使这里成为草原茶绸之路末端的一个重要起点。

据《金史》和《元史》记载，集宁路古城始建立于金明昌三年（１１９２年），在元代被升为路级城市，是蒙古草原与中原内地进行商贸交易的市场。元朝统一全国后，实行行省制，下设路、府、州、县，全国按地区分为十二行省，阴山以北的漠北瀚海地区设为岭北行省。金时所设的集宁县地处岭北与中原地区往来的交通枢纽，形成沟通南北商贸的区位优势，又具有前朝形成的商贸辐射，故元朝政府升其为路（相似于今日的地级），由中央政府中书省直辖，下辖唯集宁一县。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地处塞北、孤居漠南的集宁路的使命非同一般，体现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

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历史传承，使集宁路独呈商贸之都的繁兴。考古出土的大量古钱币、坩埚、铜渣、料珠、箭镞、铁刀、铁钉、犁耙锄，以及骨器具、皮革加工器具、牛马用具、首饰器物，都诠释着这座城市与岭北蒙古各部繁忙的贸易往来，是岭北行省通往中原内地的物质集散地或中转处、加工场。在这里，农与牧交流，蒙古、汉、女真、契丹多元交融。尤使人触目的是富户们大批完整的窖藏瓷器，均来自中原内地，有钧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七大窑系产品。窑系之广，数量之丰，品相之精，釉彩之全令世人惊叹。据考证，元朝一统天下，塞外集宁路与全国各地贸易频繁，丰富的商品在这里源源不断地输入输出，可谓商贾云集，货源充足，交易活跃，市肆发达。富人在这里享受着全国各地运来的珍贵物品。集宁路成为草原上一处不可或缺的商贸中心。不仅于此，为适应繁忙的商贸流通，城内大量私铸钱币，大量流通宋、金、唐、汉等古钱币。

集宁路古城池作为一个商贸中心城市，其残存的碎瓷片，包含了中原七大窑系瓷器。是“南瓷北输”的主干线。这条瓷运线与元代南粮北运路线基本相同，即由江西景德镇昌江经赣江，由鄱阳湖入长江，再由长江进入运河，直达元大都（今北京）通州惠通河码头。元大都作为南方瓷器向北方扩散的集散地，路经河北、山西，陆路运达元上都以及商业重镇集宁路、大同路、兴和路等，再经各驿站，深入蒙古草原腹地，与“草原茶绸之路”连接，直达西域各国。

如果这些瓷器发现于中原地区，或者是发现于瓷器的产地，可能会不以为然，但是它恰恰发现于农牧结合带的乌兰察布草原地区，而且量非常之大，种类也非常之丰富。这在我国考古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集宁路，中原“七大窑系”的瓷器汇聚在这里。

考古人员发现一所大户人家遗址，内有６件青花高足杯。青花瓷器，尤其是元代的青花瓷，对考古人员来说，是非常珍稀的文物。随后，一个接一个的惊喜陆续出现了。在短短一个多月内，考古队竟挖出了９个窖藏。从这些窖藏之内取出的，大部分都是瓷器。根据统计，单是从这所大户人家遗址中出土的瓷器，竟然就包括了当时整个中原地区七大窑系的瓷器。难道这户人家恰好就是一个贩卖瓷器的商人家庭吗？然而，鉴别的结果是，几乎所有的瓷器表面都有使用过的痕迹。也就是说，出现在这所大户人家的所有瓷器，都不是用于交易的商品，而是自家使用的器具。可以想象出这家人的富足。

２００２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集宁路古城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２２０４５平方米，共发现房址９１组、灰坑（包括窖穴）８２２座、灰沟１１０余条、水井２２眼、道路９条、窑址２３座、墓葬１１座、瓮棺葬４座、窖藏３４处；出土了大量不同质地的各类器物，其中完整瓷器２００余件、可复原瓷器７４１６件，陶器８７７件、金银器１０件、铜器３５１件、铁器２６８件、骨器４５６件，铜钱３６８４９枚，其它石器、木器等各类器物２０００余件。这些遗迹、遗物的出土，为研究元代的城市制度、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实物资料。

据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考古队队长、内蒙古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永志介绍：２００２年夏季，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个深埋于地下、盛满了东西的大陶瓮。在集宁路古城遗址，这还是头一次发现如此完整的窖藏。“瓮内装有铜镜、龙泉窑高足碗和一些铁器以及零星的瓷器。这也是在偶然的发掘过程中发现的第一处比较完整的器物窖藏。这座窖藏的发现，对于现场的考古工作人员来讲，无疑是打了一针兴奋剂，这让考古队员感觉到，集宁路古城内应该还分布有很多类似的窖藏”。

青花瓷的创烧在学术界通常认为是在元朝延祐年间，即１４世纪初，而在集宁路古城出土的青花瓷却颠覆了这一传统认识。陈永志说：“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青花瓷器，从器形、釉色、胎釉装饰及画面构思等诸多方面看，其烧造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公元１３５１年（至正十一年），元朝爆发了红巾军起义之后，全国各地其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１３５２年，生产青花瓷器的江西景德镇也覆巢无完卵，到公元１３５４年（至正十四年），元朝在江西的各地方政权次第垮台。没有政府强有力的管理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不可能烧制出质量上乘的青花瓷器，特别是烧制高质量青花瓷器所需的钴料必须从国外输入，战乱必然会给原料供应带来困难。另外，当时南北交通因各地农民起义而被阻断，这批珍稀且娇贵的青花瓷器很难在战火纷飞中运至北方草原地区。”

从景德镇到位于漠南草原的集宁路，距离数千公里，人畜辗转运输，一路坎坷，保守估算，路上所用时间至少需三至五年，再结合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纪年瓷器，最晚的年号为至正元年。由此推断，这批工艺成熟的元青花瓷器为１３４１年（至正元年）之前，约１３１３年前后（延祐年间）的产品。以此为基础，结合考虑瓷器烧造技术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从而推断元青花瓷器极有可能创烧于公元１３１３年之前的公元１２６４年间（至元初年间），其深厚的草原文化底蕴不禁让世人为之惊叹。曾入选２００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在２００５年的考古中又有诸多新发现，尤其是再次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瓷器！

据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张红星介绍，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１月，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集宁路古城遗址进行了连续四年的考古发掘，共揭露面积３５００平方米，发现房址１２组、灰坑４５座、灰沟６条和窖藏３个等，出土了瓷器、陶器、铜器、古钱币等各类器物４７０余件。

其中，出土的１８１件完整或可复原瓷器引人注目。这些瓷器分属钧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等多个中国古代窑系。在出土的大量瓷器中，一件景德镇窑系的青白釉鸟食罐最为珍贵。此鸟食罐近似一个海螺造型，口沿趴着一个祼体孩童，通体青白色，明洁光亮，整个造型十分生动可人。此文物为内蒙古首次发现，在全国也属罕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出土的一些龙泉窑瓷器亦十分精美。这些瓷器有粉青、豆青等品种，釉面纯正，光滑如脂，玻璃质感很强，许多器皿的内底部还饰有花卉、动物图案，十分考究，其中有一个完整的龙泉窑碗，犹如翠玉般剔透，整体为一荷叶造型，碗内底部饰有一只小乌龟，造型质地十分独特。

集宁路遗址作为２００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众多而丰富的遗迹、文物的出土，为研究元代的城市制度、经济文化生活和社会的变迁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２０１５年集宁路古城新发现墓葬６５座、灰坑两个、灰沟１条，在６５座墓葬中有鲜卑墓６座、元代墓５９座，出土了一批陶、瓷、金、铜、铁、石、骨、贝、木等不同质地的古代遗物。

本次挖掘并清理元代墓葬５９座，多为家族墓地，排列有一定规律。５９座墓葬中发现随葬品的有２２座，出土有陶器、瓷器、金器、铜器、铁器、石料器、骨器、木器、丝织品、钱币等。新发现的６座鲜卑墓葬中，多有殉牲，为牛头或马头，羊头骨，猪肋骨和羊肋骨。６座墓葬中均有随葬器物，出土有陶、瓷、金、铜、铁、石、骨器及贝壳、铜钱等。

本次发掘发现了一批鲜卑墓葬，与元代墓葬共处同一区域，说明集宁路一直是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通道和中心集镇。鲜卑墓葬的考古发掘，为进一步研究集宁路古城所在地区的历史沿革、活动种群以及丧葬习俗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特别是其中一座墓葬内出土了一件白瓷碗，属于蒙古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古代瓷器，为陶瓷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标本。发现的元代墓葬有砖室墓、竖穴土坑墓、瓮棺葬多种，出土瓷器、铜器、装饰品多件，极大丰富了该时期墓葬研究的实物材料，对深入挖掘集宁路古城的文化内涵、复原集宁路古城的历史原貌具有重要的价值。

七、察哈尔文化

“察哈尔”是“汗之宫殿侍卫”之意。近代法国学者伯希和认为，“察哈尔”一词来源于古波斯语，意为“家长”或者“臣仆”。国内曾有几位学者利用古汉语音韵学试读柘羯古音，肯定了伯希和的观点。近年来有学者研究认为，“察哈尔”一词是蒙古语中原有的名词，其意为“贴身、近边”的意思。后来引申为蒙古大汗的贴身侍卫和宫廷护卫军。

察哈尔的前身是成吉思汗的护卫军，忠诚而骁勇。他们满腔的赤诚和流淌在蒙古高原的鲜血，交汇成察哈尔部的族脉渊源，沉淀为察哈尔文化的灵魂和脊梁。

宋淳熙十六年（１１８９年），成吉思汗曾选斡哥来、忽必来等那可儿（好友、伴当）充当侍卫，组建护卫军。１２０６年建立大蒙古国后，按照成吉思汗的旨意，从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和百身人（自由人）的儿子中挑选品行端正、武艺高强、相貌端庄的人组建大汗护卫亲军。将原护卫军扩编为一支万人的常备武装——成吉思汗的怯薛军。由大汗直接指挥，驻扎在成吉思汗大帐周围，日夜警戒汗帐内外，并管理汗帐内的兵器、车马、文书、饮食、府库等事务。

成吉思汗的怯薛军，具有超强的战斗力，可以“撞碎那些坚硬的石头，冲破那些高耸的山崖；打碎那些明亮的石头，横断那些汹涌的深水”。“于相杀之日，忘生以进；于鏖战之日，舍死以进”。在战场上，怯薛军是成吉思汗大军的中流砥柱，披坚执锐，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为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西征花剌子模，南征西夏、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元朝建立以后，怯薛军仍是守卫皇宫和大汗的亲兵护卫，素以忠义骁勇而备受敬重。至今在察哈尔人居住的乌兰察布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没有察哈尔组织不起军队，没有法律建立不起国家”。

追昔抚今，怯薛军的英雄主义精神，成为蒙古文化核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达延汗建立的大汗护卫军——察哈尔部得到继承和弘扬。

北元时期，蒙古大汗的直属万户——尊贵的察哈尔万户　１５世纪３０年代以后，察哈尔作为一个蒙古部族已开始形成。１５世纪７０年代，察哈尔万户直属蒙古大汗满都鲁汗。１５世纪末，达延汗即位，在睿智的满都海夫人协助下，剪除异己，壮大势力。１５１０年，达延汗重新统一了蒙古各部，使北元蒙古得以中兴。为了巩固蒙古的统一局面，恢复了万户制度，将统一后的蒙古各部编为六个万户，按传统习惯，分左右两翼。左翼由达延汗率领，包括察哈尔、喀尔喀、兀良哈三个万户；右翼由他的三子巴尔斯博罗特济农坐镇，有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三个万户。恢复了北元与明的正常贸易后，蒙古诸部开始了休养生息、和平安定的游牧生活。察哈尔万户由达延汗统领，位居左翼三个万户之首，属于达延汗的宗主部。后来察哈尔部不断壮大，本部逐渐分成八个分部，其中岭南四察哈尔有敖汉部、奈曼部、苏尼特部、乌珠穆沁部，岭北四察哈尔有鄂托克部、主固特部、布里雅特部、阿剌齐特部，统称为察哈尔八部。

至此，察哈尔由蒙古大汗的护卫军，发展为主要由地缘和职业关系为纽带的蒙古部族，而非以血缘为纽带的部族。这一特性成就了察哈尔蒙古部及其文化的特殊性。北元年间，作为蒙古大汗的直属万户和宗主力量，察哈尔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可谓察哈尔蒙古部的发展和兴盛时期。

达延汗时代结束后，蒙古汗权再度衰落，地方割据势力崛起，蒙古草原重新陷入了诸侯混战、长期分裂的局面。１６０４年，察哈尔部达延汗后裔——林丹汗即位，曾三次大举进攻明朝，获胜。正当林丹汗意欲实现蒙古统一之际，东北地区女真兴起，并于１６１６年建立“后金”政权，不断吞并临近的蒙古各部。林丹汗率部抗争，终因势孤力单，于１６３４年兵败，走殁于甘肃大草滩。次年，其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在后金的围困下率部投降。额哲降清后，仍保留部众，被封为察哈尔札萨克旗（札萨克，“执政官”之意）的固伦额驸（额驸，即“驸马”）和硕亲王，驻地在辽东义州。额哲去世后，其弟阿布鼐袭爵。１６３６年清政府将原来的察哈尔八部拆分，重新组建八个札萨克旗——察哈尔八旗。当时其地位还比较高。

后来，林丹汗之孙布尔尼、罗卜藏兄弟在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年）趁三藩之乱时起兵反清，兵败，布尔尼阵亡。察哈尔汗裔嗣遂绝，札萨克旗亦被削，将原察哈尔八旗由札萨克旗降为总管旗制（总管旗由清廷进行管理，其王公不像札萨克旗那样拥有土地和属民）。察哈尔蒙古部的地位骤然降低，被迁至大同、宣化边外，进入到广阔的乌兰察布草原。部众被朝廷分置各处，又从新疆伊犁、青海、呼伦贝尔、科尔沁、昭乌达等地迁来蒙古部众插入察哈尔八旗。将察哈尔八旗整编为左、右翼各四旗。右翼四旗为镶蓝旗、正红旗、镶红旗、正黄旗，左翼四旗为镶黄旗、镶白旗、正白旗、正蓝旗。后清政府为满足军役和宫廷对肉食、奶食的需要，在察哈尔八旗设立马群、牛羊群、太仆寺马群等牧场。如商都马群、镶黄牛羊群、正黄牛羊群、正白牛羊群等。

在近代，英雄的察哈尔蒙古八旗官兵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１８４２年镇江保卫战，１８５９年天津大沽口抗日战争，１８６０年京津保卫战，１８７１年伊犁抗击沙俄侵略，抗击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反对西方传教士侵略内蒙古，１９０１年抗击德国侵略军进犯归绥等斗争，察哈尔八旗官兵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踏上乌兰察布的土地，徜徉在碧绿的草原和蔚蓝的天空之间，旭日初升或夕阳西下，吃着奶食，斟满美酒，听着悠扬的蒙古族长调，喝一碗察哈尔蒙古族阿妈捧来的奶茶……渐渐地，你在感受察哈尔文化尊贵典雅、多彩多姿的同时，体味着她那强烈的文化张力。

察哈尔文化是以北元宫廷文化为主要特征的蒙古族文化，不仅具有蒙古族的英雄主义精神，而且还具有包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质。她不仅是一种地域文化，也是一种复合型文化——是地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统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统一。

察哈尔的英雄主义精神是蒙古族文化的精髓。在今天，这一文化特质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已成为激发当地人们求真务实、励精图治、迎难而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动力。

八、西口文化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有几句痴心话，哥哥你记心头……”《走西口》这首流传了几百年的歌曲对于生长在新中国的人们来说，大多数人仅仅把它当作一首老情歌，而蕴含其中的几百年的“走西口”历史文化逐渐被人淡忘。

众所周知，我国近代史上曾发生过三次移民潮，即“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在这三次移民潮中，影响最深远、留下文化遗产最丰富的便是“走西口”。从明朝中期到民国初年，晋西北一带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人民生活贫困，无数人背井离乡来到口外的包头、归化（今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等地谋生，这种移民活动便被称为“走西口”。

在“走西口”的移民潮中，乌兰察布地区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作“西口”的杀虎口，就在其境内的和林格尔（原属乌兰察布盟）与凉城县接壤处，北距凉城县城３０公里。杀虎口是“走西口”的重要通道，是山西中、北部的贫困农民和商贾“走西口”的必经之地。是康熙年间设立的“口外五路驿站”之一。

在“走西口”的移民潮中，大量的晋西北农民来到乌兰察布地区，他们不仅与这里的不同民族共同生活、和谐相处，而且还把原来的晋文化与这里的民族地域文化相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类型——西口文化。西口文化是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结果，是千百万走西口人所积累创造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其基本精神包括“开拓进取，吃苦耐劳，重义轻利，诚实守信，平等友爱，和谐相处”等等。

清朝垦务与增厅设治，更多的内地百姓来到乌兰察布　清朝垦边，是随着清朝对边疆地带的统治加强、北边沙俄经常侵扰开始的。当时主要是巩固边陲，“招垦实边”。后又移民屯垦，增厅设治。乌兰察布地区就成了一个主要开垦区域。清朝的“垦荒开地”，可大体分为“三期”。

早期：即“移民实边”。这实际从顺治时就已经开始，到康熙年间，进一步扩大了垦地范围与活动。到雍正初年，直隶、山东等地大旱，清朝便采取了借地养民的办法，准许察哈尔地域进行招垦。但是，这种招垦只限于借垦形式，即群众所说的“跑青”：春天出口（外）耕种，秋天收割完便返回家乡；来时编写地号，夯墙搭屋，走时运粮返回故里。

中期：自乾隆六年（１７４１年）始，大约可推到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先后１５０多年。在此期间，清朝对边塞民族采取了“恩赏拨地”的办法。上至贵族、召庙喇嘛，下至黑徒、庙奴，一律赏赐牧地（或土地），以资笼络。这一措施使许多人有了土地，那么开垦的形式也就多样起来。据一些资料统计，有农垦（即农家，召庙的开垦），有私垦（即私人耕种，或私人租种），招垦（主要是移民垦地）。据《绥远通志稿》记载，嘉庆十一年、十四年（１８０６年，１８０９年）两次放垦土地达７３００余公顷。

而且此时晋北、陕北两地，每年春季都有大量百姓流入今乌兰察布地区。最初，前来开垦的人们春来秋去（即跑种地），但久而久之，谋生的人们干脆顺其便住了下来，从而民族杂居，事务增多。随之，无序的滥垦，造成乌兰察布大地满目疮痍。

晚期：清朝末年政府腐败无能，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财政严重不足。于是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派贻谷为垦务大臣兼理藩院尚书、绥远城将军，在今乌兰察布地区以及临近的西部地区，督办垦务。贻谷为了大捞钱财，巧立名目，设立公司，变着花样开垦土地。据《绥远通志稿》载：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到贻谷大开垦期间，只绥东（察哈尔右翼四旗）地区，开垦即达２０２００余公顷。

从清朝的乾隆年间开始，随着清政府垦边政策的实施，种植业兴起，人口增多，在乌兰察布一带出现了旅蒙商活动。初时，仅限于单项的、个别的经营活动，且无票证（即经商通行证）。后来清朝政府干脆出具证明，允许旅蒙商经营，这样就形成了多渠道，多品种，多形式的商业经营。

在此项活动中，乌兰察布地区成了沟通漠南、漠北、新疆以及俄罗斯等地的桥头堡。当时乌兰察布地区通往外界的大路有五条：一是由河北、北京、张家口经嘉卜寺（今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城关），前往恰克图的自然通道；二是由北京、张家口，经五、六、七、八、九台站（分别在今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四子王旗境）等地，到大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农道；三是由张家口、柴沟堡，经丰川卫（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高庙子）、张皋、镇宁所（今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区）、天成、田家镇（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永兴镇）、太平寨等地，前往归绥（今往呼和浩特）的商道；四是由山西过杀虎口，经田家镇、和林格尔等地，前往归绥的半农半商道；五是由山西西北部，通过黄河水运，或横渡黄河，经清水河喇嘛湾等地，去归绥而北上武川等地的商道。

乌兰察布草原成为蒙古族、汉族、满族等多民族共有的家园。草原游牧文化与黄河农耕文化在这里交融，演奏着和谐的乐章。

九、红色历史

乌兰察布革命史是中国革命史参天大树上的一个枝桠，但她是内蒙古人民革命运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乌兰察布特殊的地缘位置，使它在内蒙古革命斗争活动中，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星星之火闪耀在乌兰察布　乌兰察布地区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开辟工作的地区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即派张昆弟、何孟雄等到平绥铁路开展职工运动，并且在原来的工人俱乐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京绥车务工人同人会，其中魏华池担任同人会丰镇分会会长。１９２２年１１月京绥铁路大罢工胜利后，魏华池等６人由于在罢工斗争中表现积极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正式组建成京绥铁路总工会，加强了北方铁路工人的团结。

１９２２年，党领导京绥铁路工人连续发动大罢工，这对于在内蒙古及乌兰察布地区传播革命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内蒙古及乌兰察布地区建立党的组织进行了准备。

１９２５年春天，中国共产党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四个工作委员会成立，下半年又建立了中共张家口地委，兼管热、察、绥三个特别区工作。从此，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工农牧群众运动蓬勃兴起，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革命的领导权确定起来了。

抗日烽火燃烧在大青山上　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２日，内蒙古特委在张家口组织了“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同年５月２６日，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张家口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会，宣传实行武装抗日。共产党员吉鸿昌同志在察哈尔武装抗日的斗争中痛击日寇，收复多伦，名震塞外。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党中央和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央对内蒙古地区的工作作了新的部署，从方针政策以及策略上，从组织领导和干部派备上，都做了新的调整。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了著名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蒙古族素以骁勇善战见称于世，我们相信你们若一旦自觉地组织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于内蒙古领域以外，则谁敢谓成吉思汗之子孙为可欺也。”并表示红军给蒙古族以“善意的实力的援助”。毛泽东还在其《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强调：“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内蒙古地区以及乌兰察布的革命斗争，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出现了新的局面。

同年，“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总部”派郑天翔来绥远，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绥远队部”，章叶频任队长，武达平、吴殿甲等为骨干，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在《塞原》等刊物发表抗日文章。

“七七”事变后，在仅仅一百天的时间里，内蒙古绝大部分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蒙汉各族人民陷入殖民统治的黑暗深渊。蒙古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面临着民族灭亡的严重危机。在此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关心内蒙古各民族的命运，在１９３６年的夏天，中央决定在中共三边地委下设内蒙古工作委员会，专门领导内蒙古的工作。

１９３７年５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共绥远工委。９月，组成中共大青山特委。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８日，毛泽东同志指示八路军一二○师贺龙、关向应等，要求调查大青山脉、平绥（北平—绥远，即今北京—呼和浩特）铁路沿线广大地区居民分布、民间枪支、群众动态以及可否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等情况。５月１４日，再次电示：“在平绥路北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速考虑此事”。６月１１日，对派遣部队，选拔干部以及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方针又作了指示。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最艰苦的根据地之一。武川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境内的得胜沟是大青山支队司令部和绥远省委，绥察行署、地委所在地，被称为塞外“小延安”。

７月末，八路军一二○师派遣３５８旅７１５团以及由太原成城中学师生组成的四支队，在李井泉、姚喆、彭德大、武新宇等同志的率领下，从晋西北五寨出发，突破敌人重重封锁和堵截，经过蛮汉山，越过平绥路，挺进大青山。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所辖地区东起集宁以北的灰腾梁，西至包头以西的乌拉山，南临黄河、蛮汉山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相连，北面是辽阔的乌兰察布草原，总面积约９．３万平方公里，人口约１４０多万，其中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约２０万人。

“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毛泽东给朱、彭、贺、关的电报，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４日）大青山地区不仅是我们党最早开辟革命工作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这里也曾发生过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由蒙古民族爱国人士领导的百灵庙起义和傅作义先生领导的绥远抗战，成为“全国抗战之先声”；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根据地，在坚持全面抗战，牵制日伪军西进南下，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动摇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殖民统治，也沉重地打击了伪“蒙疆”政府的卖国行为，为彻底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分裂和肢解中国的野心，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党的独具特色的民族工作和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能够创立、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战胜各种困难，坚持到胜利的决定因素；锻炼和培养了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为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做了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同时，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对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沟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打通国际交通线，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都有重要的意义。

１９４５年初，党从延安派出八路军骑兵旅开进大青山，与日伪军展开激战。绥蒙地区的八路军地方武装也发展为一支规模可观的武装部队，并成立了绥蒙军区，统一指挥这里的军事斗争。年底，绥蒙区党委决定在部分地方游击队和伪蒙军反正部队的基础上，建立蒙古骑兵独立旅，从延安派来的一批蒙古族干部参加了蒙古骑兵独立旅的组建和政治工作。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组建的第一支规模较大的蒙古族革命武装，它对保卫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察哈尔盟开展自治运动起了重大作用。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７日，党中央为加强对绥远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绥蒙区党委，以姚喆、高克林、张达志、乌兰夫等１０人为区党委委员。４月２３日，党的七大在延安胜利开幕，姚喆出席会议。会议召开不久，毛泽东、朱德决定调陕甘宁边区联防军骑兵旅增援大青山根据地，由姚喆指挥。会议尚未结束，姚喆即奉命率领骑兵旅、晋绥军区步兵第九团和第二十七团，重返大青山。７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塞北军分区改为绥蒙军区，任命姚喆为司令员。姚喆指挥绥蒙地区步骑部队，配合晋绥和晋察冀部队，对日寇展开了全面反攻，夺取了绥蒙地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进一步把蒙古民族团结在了自己的周围，在内蒙古地区形成一支强大的抗战力量。对蒙古民族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在内蒙古和乌兰察布地区建立各民族大联合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和中心环节。抗日战争中，我党我军在乌兰察布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和在全境开展的敌后游击战，更使这里名扬四海；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全国各民族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及乌兰察布地区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中，比较顺利地消除了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逐步实现了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合理地调整了民族关系，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有碍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团结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建立了蒙汉各民族友爱合作，共同发展的新的民族关系。

解放战争中的集宁战役　集宁，从１９１９年平绥铁路（今京包线）在此建站起，当年仅有几户人家的老凹嘴，经过九十多年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集宁区南面的老虎山山上，建设有一座集宁战役纪念馆。六十多年前发生的集宁战役，把集宁与共和国和开国元勋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１９４６年１月至１９４８年９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发生的三次集宁战役，为这座英雄的城市，树立了永远的丰碑。

第一次集宁战役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１９４６年１月，国共两党根据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签订并于１０日正式公布了《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定于１３日２４时生效。《协定》规定：以《协定》生效前的现状，划分国共双方的军事分界线。

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成果，蒋介石于１１日向各地国民党军队下达了“务于１３日２４时前抢占战略要点”的密令。特别电令傅作义部队务于“停止冲突命令”生效前，攻占集宁县城。

集宁是平绥铁路上的重镇，是绥东的心脏。它连接着大同，张家口和归绥，连接着我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国民党军队要打通平绥铁路，夺取战略要点，集宁就成为其首先争夺的对象。集宁在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虽然有过争夺，但一直在我军手里。傅作义接到蒋介石密令后，派孙兰峰率国民党军、伪蒙骑兵４０００多人，于１３日晨突袭集宁，８时抢占了集宁。

毛泽东惊闻集宁失守，电令贺龙司令员，务于军调部三人小组１８日飞往集宁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夺回集宁。

于是，姚喆率晋绥军区第２７团从卓资山回援集宁，骑兵旅从陶林驰援集宁，冀晋纵队马龙部、陈仿仁部，也从丰镇、遇驾山等地北上集宁参加战斗。根据贺龙司令员的指示，我军各部队于１７日１８时３０分统一向集宁城垣发起总攻。１８日晨，我军收复集宁。１８日下午２时，军调部三人小组飞抵集宁，看到的是：集宁在我军手里。

３月１日，“调处国共军事冲突”最高三人小组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飞抵集宁，听取三人小组的汇报，确认了我军对集宁地区的占领。

第二次集宁战役（大同—集宁战役）　第二次集宁战役是在１９４６年９月的大同战役期间，我军与傅作义增援部队在集宁发生的一次战役。

１９４６年８月，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按照党中央夺取“三路四城”的部署，在晋北战役取得胜利后，发动了大同战役。至９月３日，大同外围所有据点被攻克，我军准备向大同城垣发起总攻。

蒋介石为了督促傅作义增援大同，于８月１０日，将大同划给了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傅作义经过精心准备后，做出了“围魏救赵”的军事部署：即以战区主力分途向集宁攻击，以达到夺取集宁，威胁张家口，并解大同之围的目的。

９月１日，傅作义部三万二千人，兵分三路进军集宁。中路为主攻，由暂三军军长、步军总指挥董其武率领，沿平绥线东进，意在攻占卓资山后，进攻集宁；北路由骑兵总指挥孙兰峰指挥，从陶林（今察哈尔右翼中旗）地区向集宁进犯；南路由第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指挥，从归绥地区向凉城进犯。

９月５日，董其武部突破我卓资山守军防线，当晚占领卓资山。我大同战役前线指挥部根据战场形势，决定先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傅作义的增援部队，再打大同。于是由杨成武率部继续包围大同，张宗逊、罗瑞卿率部北上打援，指挥部移至丰镇。

９月１０日，董其武部完成了向集宁的作战集结，开始攻城。此后国共双方调兵遣将，战场形势你消我长，变化无常。董其武部一度占领了卧龙山、南营房等全部阵地。１１日，经过一夜激战，我军又夺回大部阵地，并对董其武部形成包围态势，将其压缩在卧龙山附近的狭小地域中。

１２日上午，我军并未对被围的董其武部发起攻击。中午，傅作义增援部队１０１师赶到大脑包山，使我进攻部队的后方暴露无遗。于是，“前指”决定掉头打援。董其武部得以喘息，经修整，继续攻城。

由于通讯不畅，仓促进攻，各部队协调不好，非但没有消灭１０１师，反被其占领了城西的制高点。９月１３日，傅作义援军相继赶到，会同１０１师、董其武部攻击集宁。下午，城区已被傅作义部队占去一半。在此情况下，“前指”决定于１３日晚，所有战区部队及集宁守军全部撤退。第二次集宁战役至此结束。

第三次集宁战役　第三次集宁战役是在辽沈战役期间，为了拖住傅作义的主力不使其出关东援，我人民解放军在集宁与傅作义部队进行的一次战役。

１９４８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反攻转入战略决战阶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首先在东北同国民党军展开决战，发动辽沈战役。为了有力配合东北的人民解放军，要求华北军区所属部队拖住华北的国民党傅作义军队，不使其出关东援，以保证辽沈决战的胜利。

１９４８年８月３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在西柏坡接见了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当面部署第三兵团进军绥远，拖傅作义主力于平绥线上，不使其出关的战略任务。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接见，毛泽东主席详细地分析了形势和有关问题，并要求杨成武“首战必胜，占领集宁……”

从９月２０日之后，第三兵团连续完成了红砂坝阻击战、大土城歼灭战、玫瑰营阻击战、南壕堑阻击战等外围战役，于９月２６日凌晨２时完成了对集宁的包围。２６日下午６时３０分，在战场总指挥姚喆司令员的指挥下开始攻城。战斗进行了近１７个小时，２７日１１时战斗结束。集宁获得彻底解放。

这次战役共击毙、俘虏国民党军将士３５３５名，缴获大量武器辎重等。第三次集宁战役的胜利，以及第三兵团随后的胜利进军，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拖住傅作义主力，不使出关”的战略任务，解放了集宁和绥东广大地区，攻占了包头，包围了归绥，使蒋介石、傅作义大为震惊，美联社惊呼这是一个“绞杀性的进攻”。

集宁战役，国共双方先后投入一百多个团的兵力，有上百名将军参与。集宁战役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全中国的解放而英勇奋斗的缩影，将被我们永远铭记。因集宁彻底解放先于辽沈战役的胜利，故有集宁战役研究者称其为“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

来源：乌兰察布市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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